1937年，马家军骑兵第一旅旅长马禄，俘虏了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他没上报、没用刑，反而悄悄把人藏在自己的旅部，好吃好喝还请军医治伤，最后悄悄放走了。
1937年初，红西路军与马家军在甘肃倪家营子展开血战。弹尽粮绝之际，部队被迫分散突围。
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在混战中大腿中弹，摔倒在雪地里。几十个马家军骑兵围上来，用枪托将他砸晕，捆上绳索拖回了兵营。
黄鹄显今年二十二岁，福建上杭人，红一、四方面军草地会师之际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在甘肃河西走廊，落入马家军手里的红军俘虏，下场只有活埋、砍头和点天灯。团级以上的红军干部一旦被上报到马步芳那里，绝无生还的可能。
黄鹄显被冷水泼醒。他被五花大绑，按在一张木椅上。
几名马家军士兵正往火盆里捅着烧红的烙铁，有人在旁边磨着砍刀。
“吱呀”一声，审讯室的门被推开。
骑兵第二旅旅长马禄走了进来。他穿着翻毛皮大衣，腰里别着马鞭。
马禄走到黄鹄显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
“哪部分的？报个蔓（名字）。”马禄问。
黄鹄显抬起头，迎着马禄的目光，没有丝毫犹豫：“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
审讯室里瞬间死寂。几个正在弄刑具的士兵猛地转过头，倒吸了一口凉气。
抓到一个红军军级参谋长，在马家军里是能直接连升三级的泼天大功。
一个连长立刻拔出大号驳壳枪，满脸兴奋：“旅长，我这就安排人把他押送西宁，交给马长官发落！”
“滚出去！”马禄突然大吼一声，反手一马鞭抽在桌子上。
连长愣住了，拿着枪不知所措。
“我让你们全部滚出去，关上门！谁敢把今天的事泄露半个字，我活劈了他！”马禄指着门外。
士兵们连滚带爬地退了出去，重重地关上厚木门。
屋子里只剩下两个人。
马禄走到黄鹄显背后，拔出靴子里的匕首，一把割断了绑在黄鹄显身上的粗麻绳。
黄鹄显活动了一下发紫的手腕，警惕地看着他：“要杀就杀，耍什么花样？”
马禄收起匕首，拉过一张椅子坐在黄鹄显对面。
“我不杀抗日的好汉。”马禄盯着他，“你这条命，我保了。”
当天夜里，马禄下达了严厉的封口令，对外宣称黄鹄显是自家逃难来投奔的“远房表弟”。
几名心腹连夜将黄鹄显秘密转移到了旅部大院最深处的一个独立小院里。小院外安排了双岗，禁止任何人靠近。
马禄让人拿来一套干净的灰色长袍马褂，扔在床头：“把你们红军的军装脱了烧掉，换上这个。”
随后，马禄亲自带着旅部的军医走进小院。
军医打开药箱，拿出镊子和纱布。马禄站在旁边盯着：“用最好的药，把大腿里的弹片取出来。治不好他，我毙了你。”
军医满头大汗地给黄鹄显清洗伤口、上药包扎。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黄鹄显成了骑兵第二旅最特殊的“战俘”。
他吃的是旅长级别的伙房小灶，顿顿有肉。军医每天按时来换药。
一天深夜，马禄提着两瓶酒和一包卤肉走进小院。
两人坐在油灯下喝酒。
黄鹄显放下酒杯：“马旅长，你私藏红军高级干部，这是死罪。马步芳知道了，你全家老小都要掉脑袋。你图什么？”
马禄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马禄抹了一把嘴，说：“去年在一条山，我的部队被你们红军围死了。本来全军覆没的命，你们为了顾全抗日的大局，主动撤了围，放了我一马。”
马禄直视着黄鹄显，继续说：“你们红军能留我一命，我马禄也是有血性的回族汉子。现在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怎么能做残害抗日力量的民族罪人呢？”
二十天后，黄鹄显的腿伤基本结痂，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
此时风声越来越紧，马步芳的督战队开始在各部严查战俘名册。
马禄知道，这尊大佛藏不住了。
当天凌晨三点，马禄悄悄走进小院，递给黄鹄显一个沉甸甸的蓝布包和一张盖了骑兵旅大印的特别通行证，布包里装着几十块大洋。
院门外，一匹套好马鞍的快马已经备好。
“快走吧。”马禄把通行证塞进黄鹄显的衣兜，“顺着小路出防区。回到延安去，养好伤，咱们抗日战场上见！”
黄鹄显没有多说废话，后退一步，对着马禄深深鞠了一躬。
“大恩不言谢，抗日战场上见！”
黄鹄显翻身上马，一抖缰绳，冲入了茫茫夜色之中。
后来，这件事还是传到了马禄的上司马步青的耳朵里。马步青勃然大怒，摔了茶杯，将马禄叫去大骂了一顿。
但碍于马禄在军中的战功和威望，外加黄鹄显早已逃得没影，此事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黄鹄显最终返回了延安。建国后，他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
而马禄也没有食言。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率领暂编骑兵第二师东赴抗日前线，在洛川等地多次奇袭日军，打得日寇闻风丧胆。
驻防期间，他与八路军和平相处，多次暗中接济急需的医疗物资、弹药。
毛主席曾亲笔题写了“抗日英雄”的锦旗赠予这位深明大义的回族将领。
因为与八路军关系密切，蒋介石很是忌惮，暗中授意马步芳解除了马禄骑兵师师长一职。
1946年10月，马禄因病去世，年终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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